专访斯科特特罗–我触动了美国的一根神经

美国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斯科特.特罗,凭着专业知识和获得题材的便利,成为美国数百名畅销书作家中的一员,他说:“当畅销书作家是一份极其有利可图的职业”。

从斯科特.特罗递过来的名片上,看不出这个人和写作有任何关系。事实上,上面什么头衔都没有,只有名字、联系方式,以及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名称。

上了这家Sonnenschein 律师所(创始人的姓,德文中意为“阳光”)的网站,记者才知道,原来特罗是这家创办于1906 年、拥有800 名律师的美国知名律师楼的合伙人,其专业领域是“诉讼、白领(犯罪)与政府调查”。

以上这些,正是这位美国畅销书作家的擅长题材。特罗根据自己当律师和检察官的阅历和知识,迄今共写出8 部小说和两部非虚构类作品,被翻译成20 多种语言,销量累计超过2500 万册,其中4 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,包括他的处女作《推定无辜》(PresumedInnocent),主演为影星哈里森.福特。另一部《个人伤害》(Personal Injuries)曾被《时代》杂志评为“1999 年最佳长篇小说”。

和美国文艺界诸多名人一样,身材瘦小的特罗(Scott Turow)也是个犹太裔,祖籍俄罗斯犹太小镇图罗夫(Turau,现位于白俄罗斯境内)。“我是第二代美国人。我父亲上高中时用的姓是特罗瓦斯基,他当医生的哥哥先把姓氏简写成‘特罗’。我父亲上大学时,也沿用了这一简写形式。”特罗告诉记者。

特罗从小就立志要写小说,但作家梦实现得很不顺利,“我前后被拒绝了20 年”。好在这位当年的美国文艺青年没有一条路走到黑,而是选择了一条“曲线写书”的明智道路。

1970 年大学毕业后,他拿到奖学金,在斯坦福大学“创造性写作中心”进修两年;结业后留在斯坦福教了3 年书。1975 年,他考上哈佛大学法学院,3 年后取得法学博士学位,并回到出生地芝加哥,成为一名助理联邦检察官。在这个职位上,他一共干了8 年。

1986 年,特罗辞职回家,潜心写作。从第二年开始,他每隔3 年推出一部长篇小说,依次为《推定无辜》(1987)、《举证责任》(The Burden OfProof,1990)、《有罪辩诉》(PleadingGuilty,1993)、《我们父辈的法律》(Laws of Our Fathers,1996)、《个人伤害》(1999)、《可逆错误》(ReversibleErrors,2002)和《寻常英雄》(OrdinaryHeroes,2005),每一本都打进畅销书榜。2006 年,他出了一部中篇小说《重重局限》(Limitations)。

1990 年6 月11 日,特罗上了《时代》周刊封面,被誉为“诉讼时代的吟游诗人”。他还经常在《》、《》、《名利场》、《纽约客》、《花花公子》和《大西洋》月刊上发表文章。

1997-1998 年,特罗曾任美国作家协会(Authors Guild)主席,此后一直在作协理事会任职。这位执业律师也亲自打官司,成功案例包括为一位被误判杀人、在死牢中呆了11 年的无辜者争取到无罪释放。

受访时的特罗言谈风趣,例如主动问摄影师“要不要我作沉思状?”当摄影师说快拍完时,他回应道:“多年来我明白了一点:摄影师说这是最后一张照片,就像有人告诉你‘支票已经邮寄出来了’一样。”他承认自己是百万富翁,“即使在离婚之后”。但他不肯透露自己每年挣的版税数字,理由是“我从不谈论钱”,尽管他承认“当畅销书作家是一份极其有利可图的职业”。

T:这是一份很棒的职业,一份极好的差事。你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,并因此获得丰厚报酬。因为我写的小说曾经有很多年没人肯出版,所以现在我对自己的好运一直心存感激。

T:在几代人之间,这个数字变动很大。如果你将现在美国的畅销书榜与三四十年前的相比(那时我还在斯坦福大学学写作),就会发现过去的畅销书大都是女性作家写的,主要也是写给女性读者看的,题材多数是家庭生活或罗曼史。这些书大多面向家庭或针对女性问题。到我这一代,出了很多男性作家,写某种冒险故事,不管是法律类惊险小说、科幻小说、灵幻类小说(例如史蒂芬.金)、间谍小说(包括勒卡雷、拉德勒姆、桑德斯等),还有写侦探、杀手的??不过,我认为当年女性小说的崛起,还是畅销书界最引人瞩目的现象。美国畅销书作家的总人数,我想应该有数百人吧。

T:我是畅销书作家乐队“RockBottom Remainders”的一员—我不弹乐器,只唱歌,唱得很糟。乐队维持了很长时间,因为大家觉得很好玩。有意思的是,多数乐队成员都来自纽约以外:米奇.阿尔博姆(Mitch Albom)来自底特律,谭恩美来自旧金山,写喜剧的戴夫.贝瑞(Dave Berry) 来自迈阿密,瑞德利.皮尔森(RidleyPearson)住在圣路易斯,格雷格.艾尔斯(Greg Iles)住在密西西比??我领悟出了一点:这个乐队存在的一个原因,是它让住在纽约以外的作家,与其他很成功的同行保持密切联系。纽约作家彼此熟悉。

芝加哥另有三名畅销书作家,我当然都认识,和其中两人还经常见面。但大家要接触毕竟不太容易。

B:你出书非常有规律,每三年出一部新长篇,但到2006 年好像打断了。发生了什么事?

T:我离婚了。我的下一本书有点像被离婚手续“绑架”了。这也是一本小说,今年5 月出版,是《推定无辜》的续集。

其实我和前妻的离婚并没有闹得很不愉快,我们彼此没有互相开战。我们属于那种在孩子们离家后已没剩什么可以留恋的婚姻。最后我们把一切都厘清了,但这并不是律师帮忙的结果。

T:事实上,我不在意写得更快一些。我已经在动笔写一本新书,我认为自己有一个很巧妙的构想,它在性质上更像一本普通小说。

下个月我就满61 岁了,我想做些不一样的事。最近我在写一个轻喜剧。芝加哥有个著名的喜剧团,叫“第二城市”(Second City),它出过很多美国最知名的喜剧演员,比如吉姆.贝鲁什(Jim Belushi)、丹.阿克罗伊德(DanAykroyd)、比尔. 默瑞(Bill Murray)和现在的蒂娜.费(Tina Fey)。几个月前,他们找到我,让我编一个交互性、有悬念的舞台喜剧。近几个月我一直在做这件事,这是一次很愉快的经历。与此同时,我还在写多集剧和小说。我想做一个产出率更高的作家。

T:我从小就开始写。我母亲想当小说家,但最终没能实现,我多少继承了她的梦想。12 岁那年,我就宣布自己要当小说家。上法学院之前,我就开始追逐职业作家梦。

T:很难。虽然《推定无辜》有多家出版社抢着要,但此前我写过4 本小说—3 部长篇和1 部中篇,还有1 部短篇小说集,它们都被拒绝了;我总共被美国出版商拒绝过上百次,前后几乎长达20 年—从我上大学二年级开始。即使我当上联邦助理检察官之后也是如此,不过当时我总算出了一点东西(一本非虚构类书)。

T:对,我的起步比罗琳要容易得多,不像她那么穷愁潦倒。但我不知道她的书被拒绝了多长时间,可能没有我长。《推定无辜》出版时我已经38 岁了,而我18 岁就开始写小说。我比她好的地方是一直有职业,有谋生手段,而她没有。

T:没有。不过在政府工作期间,我积累了很多假期。前妻和我结婚时,以为自己嫁的是作家,结果发现我原来是律师。她对我的执业一直很抱敌意,所以就鼓励我把小说写完。

T:原因有很多:经过多年写作,我的技艺慢慢提高;通过当诉讼律师,我也学会了很多如何当小说家的窍门,对自己写作手法的思考更扎实了,我意识到自己对刑事案件极有兴趣,而这是个非常好的小说题材;我放弃了在正式教育中学来的矫饰做作和现代主义??通过失败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但最主要的原因,是我触动了美国的一根神经,即美国人对法律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兴趣。我多少算第一个触动它的人。

T:因为法律已经演变成整个美国社会的主宰机制,而这部分与美国的国家性扩展有关。在我小时候,地方性特点还很普遍,例如芝加哥生产的产品,不会出现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。但现在,我们所有东西都有了全国市场,产品、球队和图书都是如此。作为一个多样化社会,你需要一个论坛来解决价值观方面的问题,例如母亲、堕胎或同性婚姻等等,这些以前是在社区内部解决。随着民众生活全国化,你就需要一个全国性论坛来解决这些问题。法院于是成了这个论坛,美国人都去那里寻求解决所有问题。其结果是,法律在社会中获得了空前的主宰地位。

T:我写小说几乎是一种信仰行为,开头都非常难。我常说我需要用一条安全带把自己绑在椅子上,因为刚开始时都还没有一个完整构想,不知道自己会往何处去,我会坐不住。我只是每天都尽可能多地写,最后它就会慢慢成形。

B:对三位同行你如何评价:近年大热的丹.布朗、也是写法律类畅销书的约翰.格里森姆以及史蒂芬.金?

T:丹.布朗是我的安默斯特学院校友。我认为他显示出了受过很好文科教育所能产生的效果。约翰.格里森姆已经成为我的朋友,我和他明显路数不同,志向也不同,但这是个大世界,我们俩可以有各自的空间。史蒂芬.金是我们乐队的一员—弹吉他兼唱歌。他的音乐天份不如其他一些成员,但和我比起来,他算是贝多芬。他被公认为当代狄更斯,就是说,他是一个人气很旺的作家,起先曾受过评论家蔑视,但现在他们开始认识到,他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原创、最有想象力的美国作家。他是一个聪明超群的人,为人也非常好。我认为他的很多作品都能经得起时间考验。他们三个赚的钱肯定都比我多。

T:那次是在原主席去世后,由我这个副主席补缺。我很快又会再当一次,而且会干满一届。美国作协是美国最大的职业作家组织,会员约有10 万之众。自1921 年成立以来,它一直在代表作家利益,与出版商打交道、解决内容审查等问题,偶尔也资助经济困难的老年作家。现在作家面临的挑战远比90 年前更复杂,所以他们认为,让一个律师来当主席更有利。作协成员至少都出过一本书,由于现在牵涉法律的问题太多,例如在知识产权方面,因此他们要求我再当一次。

T:作协没有政府赞助,也不与政府配合。我们试图与版权署保持良好关系,我也曾在国会作过几次证,但我们与政府的关系有时是对立的,尤其在版权法问题上。现在它在很大程度上都为大企业的利益主宰,较少考虑个体作家的利益。